在宋人范成大的笔下，“獠”居住在山林地带，由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这些地区往往王朝力量较难触及。“无酋长、版籍”表明“獠”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相对松散，不属于国家的编户。
何为獠人
“獠”的生活习性也相对原始，以生食为主，但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可以根据自然物的变化来判断天气，从“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来看，“獠”并非没有部落组织，而应当是没有较大，的部落联盟；从范成大所用“村”字可以看出，“獠”己经突破了血缘关系进入地缘结合的群体形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獠”所居住的地方是“诸藩”贩卖马匹给官方的必经之地，“獠”需取得“货及盐、牛”，才会放其过境，“否则梗马路”，这里的“官”当指与南疆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的官方*府（官员）。与其大致同处于宋代的文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也有过类似的记录：“蛮马入境，自泗城州至横山寨而止。
马之来也，涉地数千里，瘠甚”,“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齐，麝香、胡养、长鸣雞、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因为周去非与范成大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周文与范文所录具有互证之效。由此笔者推定两点：首先，“其境”当在“泗城州至横山寨”一线，“涉地数千里”，也就是今天桂西左、右江地区.
唐宋以降，这一带地区当活跃着“獠”这一族群，且他们对自己的地盘有着较强的管控力，至宋时，王朝力量还不能全面管控该地区，需要“以盐、采和谢之”，满足“獠”人的需求；其二，“獠”人的生产能力相对落后，他们需要通过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从官方或客商处获取一些生活资料，例如盐、药品等，当引起注意的是，范文中所记录的物品中有“牛”这一项，因为史料匮乏，暂时无法判定“獠”人所需的“牛”具体用途，不过大致应该不会外乎三种，一则用于食用，二则用于祭祀，三则当有可能表明宋代的獠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正在迈向“牛耕”的农业文明。
范成大是宋人，其所著《桂海虞衡志》当记录的是宋代“獠”的大致情况，但由于封建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缓慢，用宋代“獠”的基本情况往上推测唐代“獠”，应该相去不会太大，而且可以知道，“獠”的势力不在王朝力量的控制之中，其所处地区也当是中华帝国的士大夫们所认为的“蛮荒之地”。
“獠”不同于岭南冯氏等“蛮化汉人”气他们没有汉文化的基础，他们无法把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诉求”与帝国的话语体系相衔接，沟通的缺乏自然会增加“獠”与帝国之间的敌意，笔者认为，这也是唐初频繁发生獠乱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帝国主流意志来看，“獠”成为了帝国体系中的“他者”；从中心与边缘的维度来看，“獠”处在了王朝的话语体系之外，无法像冯氏那样经过“恩抚“成为帝国的地方代理人。
唐初中央王朝针对整个岭南地区汉夷杂居的特殊情况，在赋税征收对象上，实行分而管理的办法，汉户的赋税征收与内地一致，夷獠之户，则按租税定额的半数交纳，在税物上亦是因地制宜。
笔者进一步认为，远在帝国边缘的“獠”可以根据其与中央王朝关系的亲疏，具体讲，便是是否缴纳赋税，可以分为“熟獠”与“生獠”，獠乱之中具体是熟獠主导还是生獠主导，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在此不敢妄语，但笔者认为，岭南獠乱当是“熟、生獠”均有参与，前者或许更多是与王朝力量博弈求取作为大唐子民的尊严，后者或许更多是对王朝力量进入獠区的反弹以求保全自己的栖息之地。
贞观“獠”乱与治乱力量
回到贞观年间岭南獠乱，从所列史料中我们看到，岭南地区在贞观五年至十四年之间，爆发了多次獠乱，其中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在“贞观七年”，另一个是“声观十二年”。频繁的獠（蛮）乱自然会影响到帝国岭南的安宁，及时平定獠^.蛮）乱己然成为稳定南部边疆的必由之路，而代表中央王朝平乱的力量，笔者梳理认为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平定贞观五年罗窦洞獠乱的冯氏为代表的岭南地方大族，他们己经被纳入了王朝体系之中，成为中央王朝在帝国边缘的代理人；第二类是帝国的将领，他们是唐王朝*事力量的中流砥柱，其中像平定静州獠乱的李子和、平定龚州獠乱的张士贵、平定罗窦獠乱的*仁弘等，都是为曾为唐帝国立下赫赫战功受到器重的朝廷大将。
由此也可窥见唐王朝对于维护南疆稳定的重视静州是在武德四年，唐*消灭南方割据势力萧铣后，在桂东地区设置的一州，下辖苍梧、豪静、龙平、博劳、安乐、归化、开江七县。随后不久，唐帝国又从..静州划出开江、苍梧、豪静归梧州（此城是桂东西江*金水道上的重要城市）管理。到了武德九年，静州又被撤去了安乐县，至此只剩下三县。贞观六年，李子和将*所前往的静州此时下辖龙平、博劳、归化三县，在岭南诸州中面积管辖范围并不算大，何以如此一块地区，一场不大的“獠乱”，便让帝国的统治者派出一位“实封三百户”的将*？笔者认为，这与静州的战略位置密切相关。
谈及静州，在史料中见之不多，因为到了贞观八年，静州改名为富州，以当地河流富川水定名，大致与今天广西贺州市昭平县所辖的区域相吻合，其地处广西东部，位于桂江中游。唐代前期，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原与广西的沟通渠道主要有两条，它们均是先循长江流域支流湘水而上，抵达桂北地区，也就是今桂林地区，桂林成为了中原王朝进入广西的门户，而后分为两条路径：其一为“桂岭道，又名贺岭道或萌渚岭道，这条交通路线由长江入湘水，然后再转入湘水支流潇水，陆行过萌渚岭后，进入西江支流贺江，经贺县入西江”；随后便可达岭南东部；其二为“越岭道”，又称湘桂走廊，本道则由湘江进入今位于桂林市的灵渠而后转入漓江，顺流经过桂江，至梧州便入浔江，随后顺西江而下便可东抵广州，西达云南、越南边界。
唐初，帝国的*治经济中心均在西部长安，加之此时岭南东部大庾岭道尚未开通，“因此位置最西，连接桂江的越城岭道才是当时开凿最早、运用最广与最便捷的交通路线”气由此处于桂江中游的静州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据点，对于中原王朝沟通岭南至关重要。
龚州也就是现在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在隋代为武林县隶属于永平郡。唐贞观三年，唐王朝在完成对岭南大族的拉拢后，岭南大部已经被纳入帝国的体系之中，尽管这种管控相对于内地来讲有显松散，朝廷在此地设置燕州。
贞观七年，把燕州一名移至他处，在原地设置了龚州鄱督府。“唐代在内地和沿边冲要设置都督府，统数州兵马，镇戍一方。都督府也分上、中、下三级，组织机构完整”贞观七年所设置的龚州都督府属于下都督府，统辖龚州、宾州、蒙州、浔州、燕州、澄州七州。
而后，帝国又将藤州的武林县，燕州的泰川县划归龚州都督府督管。也就是在朝廷在此地设置龚州都督府府同年（贞观七年）发生了獠乱，是先獠乱还是先有都督府？笔者爬梳史料暂无详实记录.
但笔者推定，当先龚州发生獠乱，唐王朝为维护岭南的稳定，临时册封张士贵为龚州道行*总管前往平乱，同年张士贵平定獠乱，随即唐帝国基于龚州一隅重要的战略地位设置都督府，作为王朝秩序向岭南渗透的重要据点加以经略。为什么唐帝国的统治者会选择龚州作为经略岭南的据点之一？
前面己经谈及龚州大致与今天广西贵港平南地区相合，其位置属于贵港平原地区，广西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平原地区是岭西重要的生产生活区，且流经贵港平原的郁江沟通着桂西北柳江、桂中邕江、以及桂西左、右江流域，此为中原通往安南的必经之路。而顺郁江而下则是浔江，进入西江水系，可抵广州，若在浔江南折转入北流江，南下便可抵达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而浔江北折便进入了桂江、漓江，连同广西门户桂州。
由此可见，龚州一隅并非只是岭西小小一地之事，其战略安全事关帝国岭南重镇广州、桂等得失，进而关乎唐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以及海上贸易的安全。
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随着贞观五年至贞观八年之间岭南獠乱的平定，我们在史料中几乎看不到此后贞观九年至贞观十一年这三年间有关獠乱的记录，而这段时期为何没有獠乱的记录值得一议。
笔者愚见，此三年间没有獠乱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当与贞观前期对于岭南獠乱的*事行动有关，在唐帝国强大的*事力量打击下，王朝力量加强了在岭南的*事存在，岭南獠势力得以暂时性削弱，所以在贞观九年至贞观十一年间，史书上几乎没有岭南獠乱的记载；其二，就是在贞观八年起，唐帝国的北疆开始遭遇到了即突厥之后兴起的吐谷浑的威胁，帝国将其边疆经略的重心进一步移向北方，而史书作为由人记录的资料，史官的注意力不可避免会跟随帝国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从而，笔者认为，在贞观九年至贞观十一年间，也许并非没有一起岭南獠乱，而是帝国的战略重心在吐.谷浑问题上，无暇南顾，而且即使岭南当时有獠乱，想必也是小规模的，岭南的边州（如桂州）等地驻*足可以驾驭平抚。
进入贞观十二年，这一年帝国的岭南区域“獠乱”较多，面对这波獠乱，帝国的统治者己然没有像贞观九年前那样派遣大将进驻岭南平息叛乱，而是选择了动用在岭南的驻*就近派兵抚平，例如派遣桂州都督张宝德和交州都督李道彦分别平息了钧州与明州的獠乱，而之所以可以就近派兵平抚獠乱，得益于唐帝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府兵制。
笔者己经说明了在岭南地区平定獠乱的两类人员，第一类是以冯氏为代表的唐帝国在岭南的代理人，第二类是临时派遣或负责驻守岭南的帝国将领，但笔者在开场就说平定獠乱的人有主要有三类，那么第三类人员是谁？笔者认为，.第三类人是帝国贬谪至岭南的官员，了解这些被贬谪乃至被流放的官员，这段史料是说司空裴寂因为听信“妖言”而被最终贬谪至静州一地，关于静州的具体地理位置，胡三省注中考证认为“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龙平、豪静，苍梧郡之苍梧置静州静平郡”，并进一步指出“以为山羌，则当是剑南之静州。
然剑南之静州，武后时方置。若以为岭南之静州，则‘羌’当作‘蛮’”。综合起来，就是说在岭西的静州（今贺州富川）发生了一场蛮乱，性质与此前的“獠乱”相当，这次蛮乱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想要劫持裴寂让其做主。这一消息传至太宗耳里，他自信的认为裴寂一定不会这样，事后也证明太宗的判断是正确的。裴寂非但没有做“蛮主”，还“率家僮破贼”，在此处笔者注意到了两点重要信息：第一点就是裴寂作为流放之人主导平定了此次叛乱；第二点信息便是裴寂所带来的平乱主力“家僮”。
对于第一点信息，笔者认为，可以解读出至少两点：其一，显而易见裴寂个人是具有较强的国家责任感的；其二，作为流放岭南的前帝国高官裴寂进入地方之后，依旧具有一定的势力，或者说，流人根据其情节轻重，被流放后所受待遇也有所差异。对于第二点信息，可以看出曾作为帝国高官的裴寂在流放之后依旧有力量供养一群“家僮”，可见被流放的裴寂所受待遇并不恶劣，而且笔者认为，这些“家僮”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仆人，试想一群平日只会伺候主子的佣人怎么可能凭空击破来势汹汹的“蛮乱”，进一步讲，这些“家僮”应当在平曰接受过必要的武装训练，具有地方个人武装的色彩，是裴寂及其家人安全的一种依靠。
桂州之“獠”
聚焦桂州一隅，唐前期在此地有关“獠乱”的记载，《资治通鉴》中有则天朝的一段史料，与此前笔者所摘录的贞观年间岭南地方獠乱的记载有所不同，这段史料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里的“獠”乱首领有名有姓，复姓“欧阳”，名“倩”，甚至在“欧阳倩”的前面明确了其籍贯“始安”（今桂林地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次“獠”乱规模大影响大吗？显然不是，发生在则天后长安三年的这次獠乱与此前贞观年间的相比情况大致相同，“数万之众”，“攻陷州县”，“良吏镇之”，“岭外悉定”。笔者认为，此处的“獠”当属于“熟獠”身份，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岭南地方土著，即“汉化的蛮人”。
而且“始安”之地位于岭南北部，连接华夏，早在秦朝便己开灵渠，沟通桂州与内地的联系，应该说，该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早，内地化的进程也较快，至唐代在传统地理意义上桂州仍属于岭南，但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较高的内地化程度，桂州己然与帝国中土的州郡无所差别。
欧阳倩的反叛也并非是为了脱离中央*府的管-辖，以求独立，而是在通过反叛这种不得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吏所侵逼，故举兵自救耳”，所以当裴怀古采取合理的策略“飞书示以祸福，倩等迎降”，因此笔者认为，把欧阳倩的这次叛乱与其说成“獠乱”，不如说成“民变”，而“诸洞酋长”则是借用这次“民变”，当“民变”自行平息后，这些本想借势而起的“酋长”便选择了“皆来款附”。
帝国“南选”与桂州地位
谈及则天朝对于岭南的治理，“南选”自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议题。早在隋代我国就已创立了科举制度，作为取代此前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进入唐代〖“取士之科，多因隋旧”，至唐高宗朝基本形成了一整套适用于全国的选人制度，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唐王朝的选人制度基本定型，其中对于“黔中、岭南、闽中”这些偏远地区，或者说，帝国力量管控起来比较脆弱的地区，唐王朝因地宜的做出了方针的调整，把上述地区州县官员的选拔权由吏部下放给了地方都督，这是帝国对于这些封疆大吏的倚重，更是对于“羁縻”制度的一种深化落实，因为都督们所选州县的官员大都是“土人”。高宗朝上元三年皇帝对岭南地区的选人制度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唐会要》载，这道诏令主要是发给桂州、广州、交州、黔州等处都督府，其中前三处都督府均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岭南地区，高宗在这道诏令中认为此前在岭南等地区推行的选人制度“任官简择，未甚得所”，并且提出了具体部署，“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己上清正官充使，乃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气对于南选制度，欧阳修在其主编《新唐书》中亦有说明，“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到了则天朝“其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南选”更为制度化，在岭南各地得以推广。
笔者认为，高宗与则天后对于南选制度的设计给予了岭南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通过任用“土.人”间接保护了地方土酋的利益，把中原地区每年一次的选拔制度改为岭南地区三年一次，照顾了岭南实际，有利于减少管理成本，安定人心。此外，笔者认为南选制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看，南选制度重用土人，但我们不可忽视南选制度下，中央*府委派官员到地方监督选拔，并且中央*府认为当所选非人时，可以派员到地方补选，这样的安排，意图实则在加强王朝力量对于岭南的管控。至盛唐时期，唐玄宗对南选制度又进行了调整细化。
结语
而桂州在唐王朝的南选布局中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地位呢？开元八年八月敕中所载，“其岭南选补使，仍移桂州安置”，结合此前玄宗对于南选的细化安排，我们可以看出桂州不仅自身要执行南选，而且在整个帝国岭南的南选工作中充当着枢纽统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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