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医院曝光资质 http://m.39.net/pf/a_5154126.html三都县档案馆馆藏水书
水书流传在黔南桂北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的水族聚居区，水族语言称其为“lesui”，音译为“泐睢”，文字符号类似于甲骨文，也有汉字古体字。“水书”指用水族文字写的书籍，也指书中的文字。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常将三者加以区别，把水书文字符号称为“水字”。
从目前发现的水书典籍来看，水字不像方块壮字、侗字那样用于记录民歌、民谣等，几乎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趋吉避凶条目信息。水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巫术用书，被称为“水家人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
有人说水书就是上古失传的《连山易》，有人提出它与东巴文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它比甲骨文更古老，当它与中原古文化联系在一起时，更增添了几多神秘色彩。
咸丰十年（），水书因西南巨儒莫友芝在《红崖古刻歌》中的
由于水书历来是通过水书先生不断抄写和秘密口授的形式传承，所以保留下来的水书典籍最早是明清时期的手抄本，明以前的历史便不得而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文化密码的起源时间、内涵、流传等问题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水书？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水书与甲骨文孰早？作为占卜用书，水书与“易”有什么关系？水书在水族文化生活中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经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记者近日奔赴贵州省黔南州，寻访水书先生，探寻水书文字背后的神秘文化。
1水书或为失传的《连山易》
水族村寨散落在大山深处，仿佛被时光遗忘的土地。水族人民历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农闲时围山打猎、下河捕鱼、织布刺绣，自酿“九阡酒”，竹木建造干栏楼……长期以来，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信仰。
据同行的水族学者、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教授潘朝霖介绍，水族崇信多*神，据不完全统计，其崇信的*神多达七八百个，草、木、鱼、山、石等，都被看做神。民间还保留着众多的占卜方法，如竹卜、石卜、蛋卜、铜钱卜、草卜等。
水书便是水族民间占卜的指导用书，亦称“*书”，因字形间或反写，又名“反书”。水书所记不是水族历史、日常生活，而是占卜吉凶、生活禁忌等信息，并用歌诀来解释凶吉所属。水书主要有两类：“白书”和“黑书”。“白书”是普通占卜用书，有余种，民间的婚嫁、丧葬、营建、出行、节庆、生产、祭祀等一举一动都受水书的制约，水书先生利用水书来测吉凶，确定日期、方位等；“黑书”则用于放*、收*、拒*，水书先生家藏黑书者较少。
千百年来，水族人民把水书当做水家易经来尊崇、信奉，水书先生把依据水书进行的占卜称为“水书易”。“易”自汉代起，被尊为“群经之首”，古有“三易”之说，《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前两易早已失传。水书先生谢海潮家中秘传的名为“”的手抄本水书（水语发音为“连木桑”，翻译成汉文字为“连山易”），引起学界
水书最根本的宗旨是趋吉避凶，得益于面对高山密林的智慧，其条目中留下了水族先民征服自然的印迹。有与动物有关的“牛蛙”、“蛇伤”、“虎伤”，与植物有关的“姑秀”、“错项”，与人的祸福有关的“五富”、“天罡”，与山川有关的“地转”、“歹棒”，与生活器物有关的“翻梯”、“五锤”，与疾病有关“杀伤”、“胎伤”……
除了原始宗教信仰内容以外，水书还保存了亟待挖掘和破译的天文历法资料，如九星、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天干地支、日月五星、阴阳五行、六十甲子、四时五方、七元历制以及水历正月建戌等内容。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振江长期在水族地区考察，从事水书与水族社会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大概自明末清初起，水族就主要生活在广西、贵州相接的偏远山区，山高林密，瘴气弥漫，野兽众多，自然条件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各种意外导致的悲惨人身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受限于当时普遍低下的理解能力和生产能力，普通民众不能够解释，更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逃脱这些厄运，而只能归因于*灵作祟，水书因此应运而生，并长期影响了水族社会。”
事实上，水书就是水族人民在长期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是水家人农耕文明的精神文化典籍。
水书对于水族人的生活非常重要，但通常普通水族人并不认识水族文字，虽知道本民族有水书，却并不通晓。想要理解水书，就需要经过历时数年的学习过程，掌握了水书知识的人被称为“*师”或“水书先生”。
2水字结构究竟是象形还是方块
从水书的行文体例来看，大多数是先注年、月、日、时，再注吉凶等。用毛笔，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骨刻等。
记者在三都县档案馆看到了馆藏的清朝水书抄本，图文并茂，除少数图画卦谱外，有很多文字结构为象形，简笔勾勒，以禾、鸟、虫、鱼、龙等撰写和描绘，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但水书典籍中并不完全是象形文字，有很多方块字，笔画简单，横平竖直，更像是汉族的古文字。
水族地区的很多公开资料称水书是“象形文字”的活化石，而学者对水字造字渊源则持有多种观点。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岑家梧认为，水字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年，王国宇在《水书与一份水书样品的释读》中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六类：类似古汉字、类似变体汉字、象形字、假借字、指事字等。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族文学史》认为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三种：类似古体汉字，有汉字倒写或反写；按物体形象描绘的象形字；借水语的象形字而表达汉音的形声字。年，李旭练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借字、创字和借创字三类。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一书，认为水族文字构成以象形、指事、反书为主，存在个别会意、假借、音义等方法。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曾晓渝则认为，按形体及音义对应关系，水字分为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两类，按来源不同分为自造字和借用字，自造字多于借用字，水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
水族人祭水书始祖
查看水书典籍的过程中，记者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字有很多变化。较古老的水书典籍中象形文字较多，并有对古汉字的借用或反写，而近代水书抄本中以方块字居多，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汉化的缘故。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院长韦宗林认为，文字的发展演变都存在讹变现象，水族文字也不例外。尤其是没有刻版规范传承的水族文字，讹变特点突出。他认为，导致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即随意性的异体书写、素养差距性、神秘性的神本文化意识、反叛性的反叛文化意识。
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由于所掌握的水书资料有限和认定标准不同，目前学者对于水书字数的结论仍不一。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有多个，年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多个。而专家在查阅的余卷水书中发现，同一个汉文字在水书中可能有十几个异体字，并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九星等单字上，例如，“乙”、“卯”等字的异体字各有数十个。据此，潘朝霖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水文字总量有余字。而曾晓渝在《水族文字新探》一文中认为，不同形体的水字共有多个，异体字除外，共有个，其中文字符号个、图像符号98个。荔波县档案馆从馆藏近1万册水书原件中收集到水字个、异体字个。
水书：日月阴阳
3水书渊源学界仍无定论
长期以来，水族地区通行汉字，水字并不记录水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民间仍保留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专为巫事活动之用的水书一直在民间小范围秘密流传。据水书先生介绍，现存的水书没有他们自创的书籍，都是从上一代或上几代手抄、口传沿袭下来。那么，水书究竟从何而来？
关于水书渊源，民间有很多传说，最广为流传的是水族先祖“陆铎公”创造水书说。很多脍炙人口的古歌古谣，传诵着他的丰功伟绩。其中一首大意为：“陆铎最聪明，他通晓日月星辰。他写水书传后代，写的水书指引后代人。陆铎最聪明，他全懂生死术数，掌握运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间的善恶心肠，与门徒共创立了水书。”而这些仅为传说，不能作为学术依据，且古歌中没有表明创制的时间和地点。
直到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提及水书，它才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音韵学家和书法家，对古文字颇多研究，被尊崇为“西南巨儒”。他在《红崖古刻歌》注中，对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评述，提出其“云自三代”、“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后人对此解读为，莫友芝认为水族文字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虽然该文中并未有详细考据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对水书研究起到了导引性作用。
水书：吉日鱼祭祖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族古文字逐渐引起人们的
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这样描述：“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年，现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为纲在《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中，认为水家之所以“*名”繁多，尊崇巫师，皆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区考察后，对水字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亦明确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得出结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二者被认为是“首开水书系统研究的先河”。年，水族学者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张振江认为，“水书非常可能出现于清代的初、中叶”。
曾晓渝在多年的水语研究基础上，对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进行比较后认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与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遗留，它的产生时间远远晚于甲骨文。
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同样基于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的对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水字是一种与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却远远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书初创于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伟大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霍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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