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各异的民族群体生息于西南地区的山河之间，区域历史记忆中沉淀着他们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思索。明清以来，因应王朝国家的经略和治理，这片区域内的多元社群共同经历了从“化外”到“*”的*治转换与秩序重构，在经济交往、人口流动、信仰融汇和权威消长中逐渐形成一个共生共融的区域整体。西南山地社会这一结构性的变动，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理单元的独特风格，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中国”之形构的重要经验。
年以来，在大规模民间文书和长期深入田野研究的支持之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举办“清水江研究”系列田野工作坊，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年7月8日至20日，“山地社会的结构过程”田野工作坊（）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举行。来自多所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带领一批青年学子，以黎平西北部乌下江流域为中心，从具体的村寨历史和日常生活入手，考察山地社会的人群结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及精神信仰等的整合与运作，希冀从“过程”中发现“整体”。
一、寻迹山水之间
乌下江是清水江下游的南岸支流之一，发达的水系穿梭于黎平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这里是历史上区域内外财货和人员流动的通道，也勾连起苗乡侗寨间的联盟与竞争、**文教的施受及沿革。乌下江两岸的村寨之中因此保存着大量的民间文书，多元民族的共生共处也构成此一区域结构化过程中基本的人文语境。本次田野工作坊对这片区域的9个乡镇30个自然村寨开展走访考察。在考察路线设计时，综合考虑乌下江流域历史时期的官私通道和当下的交通条件，溯江而上，翻越多个分水岭，游走在不同的流域和聚落群之间，力求在勾连古今的时空脉络中建立起对“区域”的整体性认识。
考察路线：
前半程（7月9-14日）：以黎平县城为起点，沿西南-东北向的“官道”，溯亮江支流至坝寨乡（寨头、寨母、流芳、高近）、茅贡镇（地扪、登岑、腊洞、樟洞），而后进入西北侧的分水岭，过坝寨乡（蝉寨、高兴），进入乌下江流域，行至孟彦河沿线的孟彦镇（罗溪）、罗里乡（罗里）、大稼乡（大稼、邓蒙、高架、岑努、岑趸、平笋）及平寨乡（岑同、腊亮）。
后半程（7月15-19日）：自尚重镇始（尚重、宰蒙、盖宝、育洞），溯育洞河（属都柳江流域）往东北方向，至德化乡（高洋、岑纪、德化）；最后经锦屏县固本乡、启蒙镇（婆洞、腊洞、偶里）及平略镇，翻越“青山界”，至锦屏县城。
田野工作坊（）考察路线图（孙旭、吴晓美根据年黎平县地图改绘）
考察期间，工作坊师生白天访问乡民、观察记录、寻碑录文，且行且议，晚间围绕具体话题组织多场报告-研讨会，并特别设计了由资深教授领衔的理论座谈，以及拓碑、“在田野中读文书”等实训专题，由经验丰富的青年学者对研究生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分享与教学。11天的密集考察与研讨，不仅让大家丰富了对于这片区域的知识积累和理解，也在体力和脑力上挑战自我，充分感受“清水江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活力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魅力。
工作坊合影（谢景连供图）
“清水江研究”系列田野工作坊开展的基础，是对“清水江文书”的长期整理与研究，以及不同研究者对区域内重要节点的长时间深度田野调查。将不同地点的研究经验置入一个整体性视野之中，在比较和交流碰撞中达成对区域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山河一体”“内生共治”和“文字意识”等核心概念，共同构成清水江研究的主要视角，也是本次田野工作坊的基本实践指导。
开班仪式（谢景连供图）
7月9日，在凯里学院举行开班仪式后，工作坊全体成员启程前往黎平，考察了集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街区“翘街”，并在孙旭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侗族研究专家邓敏文先生创办的公益型地方文化图书馆——“侗人文库”参观学习。之后，“清水江研究”团队的老朋友、原黎平县史志办主任石干成先生为工作坊师生作了一场关于黎平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明清两朝“府卫同城”历史沿革的讲座。
石干成先生为工作坊师生介绍地方历史（吴晓美供图）
黎平境内的土司之设可追溯至宋太平兴国二年（年）的福禄永从长官司，元明时期几经增设或裁废，至明洪武十八年（年），土司数量达14个。洪武年间，黎平地区不断发生社会动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洪武十一年（）的吴勉起义。洪武十八年，在镇压了起义之后，明廷在靖州卫的基础上设置了五开卫，隶属湖广都司，众多屯*移民进入黎平。永乐十一年（）设贵州布*司，黎平府为贵州八府之一，宣德九年（）府治迁入五开卫城，直至清雍正五年（）改五开卫为开泰县并划归贵州，黎平“府卫同城”的历史延宕了年。土司、府县、卫所三套制度的交互塑造，使得黎平地区形成族群构成复杂、文化多元的区域面貌，也为本次田野工作坊铺开了一个基础性的历史文化语境。
二、山河一体中的多元文化
黔东南秀丽的山水之间，错落着规模不一的村寨，苗族、侗族、三锹人等交错杂居，形成侗寨居水边、苗寨坐山坡的大体格局。然而，由于河流的贯通作用，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有效推动了这片区域内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交往，形成了多民族交融的区域文化格局。
7月10-11日，正在茅贡镇地扪村开展田野调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李泳锜带领工作坊全体成员考察当地所谓的“天甫”和“千三”地区。自黎平县城往西南方向，沿亮江上游一条支流延伸的明清古官道（亦即今天的国道），依次经过寨头、寨母、流芳、高近，这四寨即属于“天甫”地区。翻过分水岭，在地扪安顿之后，工作坊继续考察了包括腊洞、地扪、茅贡、登岑和罗大五个村寨的“千三”地区，这些寨子亦沿一条发源于腊洞的河水分布，经地扪、登岑、罗大、罗溪、孟彦，最后汇入乌下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天甫”地区曾因夫役、交通等问题出现过不同的村寨联合，“千三”之名则来源于当地口头传说。相传地扪的人口曾经一度繁衍较快，人多地少，于是迁徙至腊洞、茅贡、登岑和罗大落户。“千三”和“天甫”仅一山之隔，田土相依，作为空间概念的“天甫”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作为人群概念的“千三”则相对稳定。
乌下江流域沿河村寨（朱忠飞供图）
7月10日晚间，李泳锜同学对“千三”款与“天甫”款所作的报告引发热烈讨论。刘志伟教授认为，“天甫”作为一种村寨联合处在变动之中，因为人是流动的，社会组织不断分分合合；“千三”则是用历史记忆去界定他们结盟关系的一套话语结构，所以是稳定的。不过，结构层面出现的联合机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反倒是这类结构的多元性，才构成西南研究的最大魅力。刘志伟与张应强两位教授还提醒大家，我们在任何地方做田野都需要明白过去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这些路：他们通常是步行翻过一座山，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坐车绕一个大弯。
现场研讨（雷宇供图）
“天甫”地区的腊洞村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故乡，也被认为是侗戏的发源地。据村里的侗戏传承人吴必胜老先生介绍，侗戏实为传统侗歌与汉戏、桂戏、阳戏等汉族戏剧的融合。清代嘉道年间，吴文彩出游黎平、王寨（今锦屏）、古州（今榕江）等地，接触到汉族戏剧，因而开创了侗戏。如今周边侗寨皆前来学习侗戏，在节日时表演。显然，侗戏亦是人的流动和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
腊洞村吴文彩墓（吴晓美供图）
来自大稼乡邓蒙村的姜通益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生。在他的带领之下，工作坊全体于7月13-14日到访他的家乡邓蒙，以及高稼、岑努、岑趸、岑同、腊亮等村。13日晚间，姜通益同学介绍了有关邓蒙和岑趸两村的历史沿革、人口、节日及族源迁徙等，引发大家强烈的兴趣。“邓蒙”即侗语“山塘多”之意，不过，邓蒙并非侗寨，而是一个汉、侗、苗共居的多民族村落。类似的命名方式在乌下江流域十分普遍，除了展示人们如何在观念上把握山川形胜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用以表述地名的语言。岑努村的老乡告诉我们，他们原是苗族，迁到这里来以后改成了侗族，村寨周围的山头地名都是侗语，因为侗族先到这里起了名字，也有的地方既有侗语地名也有苗语地名。
在邓蒙村访谈（孙旭供图）
至此，乌下江流域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的面貌已经呈现在眼前，除苗、侗外，这里还居住着未识别民族的三锹人。三锹人社区一般较小，岑努和岑趸属于较大的村寨，因为也有其他民族居住其中。颇为有趣的是，这些以锹族为身份认同的人们关于语言的区分，他们称自己讲的是锹语，而山下的其他社区讲的不是锹语，以此强调身份边界。7月14日晚，邓刚老师就其长期研究的三锹人与三锹社会相关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三锹人的祖源记忆指向湖南靖州，其民族文化特征也反映在语言和姓氏上。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在三锹人社区也听到了和邓蒙村类似的传说，即他们的牛跑到此处不肯离去，于是便在此定居。这种讲述自身与所居地方关系的方式，实际上反映出在高度流动的人群中非常明确的地权观念。明清时期，清水江木材贸易使得这一区域的人群流动进一步加强，三锹人也参与其中，有关地方、历史和文化的表述因此被不断调整。到了年代，这一切又因三锹人族属问题的讨论而被再次激活，并得到重新表述。
邓刚所著三锹人研究著作（吴晓美供图）
三、地域社会中的村寨联盟
黔东南复杂的山地形貌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将不同的人群相隔离，栽岩、议款、斗牛、祭萨、吃牯藏、跳芦笙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跨村寨或跨地区的社会共同体。
7月15-17日，工作坊考察尚重、德化地区。在尚重镇宰蒙村，我们听到了四寨（宰迫、宰舟、宰海、宰虎）关于联合与竞争的讲述。宰海、宰舟、宰迫三寨全部姓杨，自称是从江西迁到榕江的三兄弟，宰海是老大，宰舟和宰迫是老二和老三。三兄弟一起过牯藏节，由老大宰海主持，内容依次有斗牛、祭社稷坛和踩歌堂。三兄弟的牛不能互相打架，他们的牛和竞争对手都是宰虎。据说宰虎的村落鸟瞰呈虎形，宰海、宰舟、宰迫三个寨子呈猪型，虎和猪相克，因而只要宰虎发展好了，其他三个寨子就会发展很差，反之亦然。于是宰迫寨门前有一把剑射向宰虎以克制它，仅相距数米对面的宰虎则立了一个石碑在寨门口去克制其他三个寨子。
宰迫寨门（左）和宰虎寨门前的石碑（右）（朱忠飞供图）
斗牛是黔东南人民最热爱的传统活动，除活动本身充满激情外，其背后的“斗牛圈”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一种地域社会联盟。因此，各个参与斗牛的村寨都极为重视牛的养护，往往配有一位或数位专人负责喂牛，有些村寨还形成分工，分别负责喂养和放风洗澡等。在乌下江流域各村走访期间，斗牛成为大家十分
